【边疆时空】高亚滨 | “内亚边疆”的多重面相：拉铁摩尔眼中的新疆绿洲社会 | 自由微信

原创：高亚滨 2018-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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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亚滨

新疆呼图壁人，陕西师范大学西部边疆研究院中国少数民族史专业博士，新疆警察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新疆问题研究。

摘要：美国学者拉铁摩尔在其一系列著作中都有对于新疆的观察和研究，他将天山视为与长城相连的过渡地带，天山不仅是新疆的地理重心，也是新疆历史的重心。在拉铁摩尔的观察中，新疆作为“内亚边疆”，不仅具有地缘政治的战略重要性，同时还具有历史地理的特殊性、人文生态的多样性。他从不同的视角出发考察新疆社会，从而展现出新疆社会历史更多的内在生动性。

关键词：拉铁摩尔内亚边疆亚洲枢纽新疆历史绿洲社会

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及其学说近年来日益受到国人更多的关注，这缘于他分析边疆问题时独特的视角，或者可以说他开创了一种新的中国边疆史的叙事方式。拉铁摩尔的理论打破了以往以“外藩”“臣属”为中心的中国边疆史的叙事方式，他的这种论说对一直以来游离于中国传统的“正史”之外的、被掩盖的内亚地区在中国史中的地位及其重要影响予以挖掘。拉铁摩尔一生著述丰富，其著作Pivot of Asia:Sinkiang and th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and Russia(《亚洲枢纽——新疆与中、俄的内亚边疆》，以下简称《亚洲枢纽》)系基于对新疆的地缘政治进行考察和分析而成，也是拉铁摩尔的所有著述中唯一一本以“新疆”为题的。在其关于内亚研究的诸多著作中，新疆一直是重要研究对象之一，但是专门讨论新疆的，则只此一本。在拉铁摩尔眼中，新疆具有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历史地理的独特性、文化生态的多样性等不同面相。本文拟以此书为主，结合拉铁摩尔其他著作中与新疆相关的内容作一个简单的梳理和探讨，勾勒出拉铁摩尔眼中的新疆绿洲社会的大致轮廓。

“亚洲枢纽”：地缘重心之中心

在《亚洲枢纽》一书中，拉铁摩尔对新疆的地缘政治重要性作了充分的定义和描述，他将新疆视为“世界重心的新中心”（A New Center of Gravit in the World）。在引言中，他首先定义了“内亚”之所指，并与“中亚”进行了区分：“对于整个地区来讲，词条‘内亚’正超过‘中亚’被日益广泛地使用着，在19世纪，最狭义的‘中亚’指称的地区也被称为‘俄罗斯和中国的突厥斯坦’。词条‘内亚’可用来指这样一些国家、地区或省份，它们没有出海口，包括中国新疆、中国西藏、克什米尔，还有印度边境的几个小邦、阿富汗、苏联的亚洲部分，蒙古共和国，以及中国的内蒙古地区。”20世纪初的亚欧大陆上风云际会，新一轮的大国博弈正在展开。大西洋另一边的美国已经从孤立主义中走出来，美国的边疆也因此而摆脱了美洲海岸线的束缚，正在向美国利益所关之处弥散。在这样的地缘政治构想中，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与全球相关，而不仅仅限于美洲大陆。狭义的“中亚”显然不具有包纳美国的世界眼光的空间，把欧亚史的关注点放在“内亚”，给予“内亚”以全球地缘政治的高度重视，正与这个时期美国国家战略的扩张性相符。

整个“内亚”所包括的政治单元的共同特征首先是都没有出海口，这些政治单元在地理上联系成为一个整体，并且在自然环境、人文历史发展方面也有其内在联系，“这些边界并非所有的都彼此相连，但是每一个都至少和一个以上的相连，内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和中东地区被伊朗隔绝，在远东一边则被蒙古共和国隔绝，新疆是这整个地区的枢纽”。作者所指的这些地区，包括中国的西藏及其他地区、印度、阿富汗、俄罗斯。

作为内亚的枢纽，新疆的地缘战略重要性体现在它是几大地缘政治力量的交锋之处。“新疆……位于古印度帝国的后门处，在这里印、巴关于领土和主权的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都在相互作用。它位于苏联的前门——这个前门是美国的，不管是美国的力量、声望还是外交手段的影响都无法到达此处。最后，它位于一个内陆边疆的一角，那里几个世纪以来被视为中国的后门，但在两千年前却是中国朝向亚洲心脏地区的前门，现在它正再次成为中国内陆方向的最重要的前门”。从历史上看，这个三角地区一直处于几大力量的交汇之处，同时也是四大文明的融汇之处。就作为一个整体的内亚而言，拉铁摩尔认为，一个新的世界中心正在形成，“在意识形态方面，它是一个汇聚了中国、俄罗斯、印度和中东穆斯林世界的政治激流的漩涡”，而“中国的内亚省份新疆占据了这一世界中心焦点区域的主要位置”。新疆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成为东、西方陆地交通的枢纽，也决定了它成为历史上周边政治体相互交往、征伐以及东、西方不同文明共生、竞争的枢纽。拉铁摩尔的眼光，穿越了从内陆世界体系到海洋世界体系之后的20世纪大国竞逐，再次将目光回看到亚欧大陆中心地区的时代变迁。

《亚洲枢纽》一书中描述了横贯内亚的“陆上走廊”(land of passage)：“经这条‘陆上走廊’有三种古老的社会形态彼此接触、产生联系。在南部水源充足的绿洲，居住着农业人群。在北部横贯俄罗斯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的广袤森林地带，生活着森林部落。两者之间是游牧社会。……游牧社会的出现较其他二者晚一些，事实上它由其他二者演化而来。”在森林的边缘地带，一些狩猎群体逐渐开始了动物的驯养并开始迁入草原地带放牧，同样地，南部绿洲农业地区也开始驯养动物。而且，在绿洲边缘地带的一些人群放弃了农业，进入草原，变成了牧人，“由此草原游牧与森林部落和农业人群都联系到了一起，并使得‘陆上走廊’成为了‘促动’(pulaste)迁徙和征服的‘控制阀’(valve)”。如同勒内·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中所描绘出的图景：欧亚草原像是整个世界史的发动机一般，每一个新的游牧帝国的崛起都会散发出冲击波，这种冲击波向四周如波涛一般地震荡、扩散，从而改变整个世界史。通过这个阀门，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之间一直未曾间断地进行着互动。中国在汉朝时开始对内亚施加影响，中原地区的经济基础是农业，但是在汉朝的北部边境，强大的游牧部落正在崛起，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之间的互动从此一直贯穿于中国历史进程中。

从全球地缘政治来看，20世纪初的新疆一如既往地拥有近代以来一直所具有的重要地位。拉铁摩尔的这一论断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对新疆的“边疆”地位的判断完全一致。就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而言，“边疆”的重要性体现在国家视角中，体现在国家战略里，新疆因其地理位置、资源矿产和地域面积成为中国重要的“西部边陲”“缓冲地带”。在中国的历史叙事中，新疆作为“边疆”往往被淹没在宏大的国家叙事中。然而，作为一个接受了人类学训练、拥有历史学功底、又颇具地缘政治眼光的学者，拉铁摩尔看到的却不止于此。在他眼中，新疆不仅只拥有地缘战略上的重要价值和意义，他更关注到天山以北的草原和天山以南的绿洲社会在历史上形成的独特的文化生态，并指出历史上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游牧社会与绿洲社会之间的交往与互动都深具重要性。拉铁摩尔的描述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完整的内亚文明，内亚地区在历史上承载了不同文明的传播与浸润，并使得新疆—天山这一地理单元充满了“过渡地带”的丰富的文化内蕴。

区域视角下的内亚

如拉铁摩尔所言：“政治边界并不是限定历史事件的区域。”内亚地区正是这样一个包括了诸多政治单元的区域，而此区域的“区域性”正源于其地理上的相互依存。他说：“由长城北行——有一有系统的地带呈露于前。第一，约缘长城附近，有进行路线，其地为有定居的汉人及游牧的匈奴、蒙古、突厥诸民族文化的混合区域。……上述路线……其西为阿尔泰区。再次则为天山北麓绿洲民族的过渡地带。以上所说诸区，地理上并无截然的界线，乃系犬牙相错之地，其最重要者，山脉约皆在各区中心，故在历史上，不仅为分界不备，实也攻守的焦点。总而言之，上述诸地带，有一种地理上的协调，即一区有变动，其他地区必都受其影响。”

这个世界中心的焦点区域是“一个半径一千英里的圆，以新疆首府乌鲁木齐为圆心，包括了比起世界上其他任何同等大小区域内可被发现的更多的不同各类的边界”。而这些诸多的边界在新疆社会中交错共处、融汇变化，历史上多种宗教、多种文明都曾在这里驻足并留下其影响，并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文明的内在或者外在有些模糊不清了，有些依然清晰可见，但即使模糊不清了，却依然蕴含在这里独特的人文生态中。

拉铁摩尔认为，在地理上，“新疆的重心是天山”。天山位于“过渡地带”上，但天山并不是将新疆的南北两部截然分开的“天堑”。这个从长城边疆一直延伸至天山的过渡地带，是一条农业、游牧之间的互动的陆上走廊，也是保持几方力量之间的平衡、完成不同社会形态之间的交往的重要的过渡地带。松田寿男把天山称为“天山半岛”，亦是认识到了天山“一方面，它具有作为划分草原与绿洲两种地带的屏障的意义；另一方面，可以说由于人们的努力使它在历史上起到了连接南北的接合剂的作用”。正如黄达远所指出的：“过渡地带是草原、中原、绿洲几种力量共同塑造的，它又是各方的一种联系纽带。正是过渡地带的商人使新疆绿洲与草原保持着一种常态化的民间交往和联系，也因为交通使新疆绿洲保持着一种开放的状态。”不同的文明经过这个过渡地带，正如水流过自来水管一般，不能不有所改变。传播至此的文明，都被染上了彼此的色彩，模仿和变化了彼此的形态，再反哺于周边其他地区，形成了一幅独特的、动态的区域文化生态变迁图景。

拉铁摩尔观察到，天山是两种社会群体——定居与游牧——过渡程序的枢纽。天山南路的绿洲地带与天山以北的游牧部落之间，存在着游牧文化与定居文化的冲突。这可以伊犁为例说明。伊犁位于天山北麓，易受游牧部落的侵扰，而且接近历史上民族迁徙路线的中心，其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又适于城市及农业生活的发展，“在历史上，伊犁每当民族迁徙后，农业及城市建筑都须重新开展”，因此在南北冲突的过程中屡遭破坏，尔后重建，“这与天山南路有极大不同”；而天山以南的绿洲地带，“其地虽不能阻游牧民族的掠夺，然而以绿洲之间相隔有沙碛，不适于牛羊的通过及运输，故不能遭受游牧民族的盘踞，因此其各种土生文明虽多为此种掠夺所破坏，唯社会依然存在”，其定居社会从未被推翻，因而其社会往往可以保持相当的稳定性，“此颇足为两种社会团体——定居及游牧——过渡程序之例”。新疆的绿洲社会之所以能够保持“过渡性”，正因其“社会”的稳定性。在以往的中国史叙事中，对于绿洲社会的考察的关注阙如，一方面是由于“中原中心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在“进化论”史观的影响下，对经济上“欠发达”的新疆区域社会、区域文化方面的关注甚少，而后一个原因则是源于“西方中心主义”的“传统—现代”视角下对边疆地区的偏见。

作为处于这样一个过渡地带上的“亚洲枢纽”，新疆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因素多元而错综复杂。拉铁摩尔指出，亚洲腹地商路的形成是由地理的、社会的、历史的原动力三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社会的原动力“实乃由于人民移徙”，历史的原动力“乃游牧部落与其文化不同所发生的接触，其中最重要者，其为汉人”。因此，内亚的商路的起源实非商业贸易的发展，而是起源于地理因素、游牧迁徙与不同文化接触三者间的相互作用。

如此复杂的动力因素相互结合，导致新疆形成了独特的社会生态。所谓“独特的社会生态”表现为天山南北的游牧与农耕社会的“过渡性”之中，“过渡地带——过渡人群——过渡社会——过渡文化”正可作为新疆的写照。

地域认同与民族主义：历史的现实与现实的想象

从地理环境上来看，天山以南的绿洲像是“沙漠岛”。拉铁摩尔认为：“内亚的小片绿洲，广泛地分散于沙漠、草原以及山地，可以支撑城市的繁荣，却不能支撑国家的兴起，他们距离中原太远，大体积的货运成本太高，因此不能与中原经济一体化。”相对隔绝的自然环境，限制了绿洲与绿洲之间以及绿洲与中原之间的交通。这种“相对隔绝”状态的相对性，表现在绿洲间、绿洲与外界间的距离允许维持绿洲与外界环境之间的交往，却又只能使这种交往保持在一定的频度之内——这种频度使绿洲社会独立却非完全孤立。

就物资的交换而言，前现代时期的绿洲内部可以自足，因此绿洲之间没有贸易的需要，“因为这个原因，这些绿洲居民在种族、语言、文化上虽是一体，彼此却完全漠不相关”。另一方面，绿洲土地之小影响了其财富积累的速度和规模，因而也阻碍了其政治发展与向外扩张。由于绿洲本身财富积累规模有限，又处于地理上相对隔绝的状态，所以某个绿洲中所产生的剩余人口、粮食、器具及财富，很难支撑一个强大的统治的诞生。即便在历史时期中形成了一些地方性政权，也仍然会分裂而恢复其原有的状态。“事实上，对绿洲的有效的贸易和有效的征服，只能来自绿洲以外，如中原或草原的势力”。

绿洲社会的贸易交往有其自身的特点，拉铁摩尔将这种特点归纳为“直的”和“横的”两种交往方式。“绿洲农业也是一种相当细作的农业，只不过农田不大，而且分散，因而造成严重的分裂”，这种分裂缘于绿洲农业的自给自足的可能性以及“每一绿洲趋于自行发展的贸易与文明，直传入山中”，这也是拉铁摩尔所谓的“文明之直的发展”。“直的”发展的动力，源于绿洲与山地自成一体的交换的互补性质，即绿洲的农业产品与山地所产的皮毛和乳制品正可满足双方的生活所需。而横的道路，即绿洲之间的交通路径，则因为“真沙漠的阻隔，绿洲之间的来往，颇属不便，故其交通路线，自鲜为游牧民族迁徙时使用”。因而这种“横的”发展被化为不同民族与不同文明之间的通行大道，而导致横向交通道路繁荣的力量则往往来自外部。“如汉唐二代，当中原盛时，其势力所及，西抵亚洲腹地”，横的交通之所以兴盛，“似由于通行税的发达；而中原开辟‘丝道’，在历史上，实为此地通行税的权舆”。由此观之，绿洲社会内部的“直的”发展和绿洲社会之外的“横的”发展，实为绿洲社会内部的动力与外部的动力相结合而促成。内、外动力相结合而促成的这种贸易的网络，勾连了绿洲社会与来自于东、西、南、北的各方力量，在互动中形塑出新疆独具特色的人文生态。

而对于天山以北的游牧部落而言，同样存在相对的独立性，考虑到绿洲以及类似绿洲的地区在地理分布上的广泛性，我们可以假定：“第一，在不同的过渡地带的游牧民族是独立分散的；第二，移民、征服、文化引进等，只能出现在这些不同的游牧民族开始在草原上自由移动并互相接触后。”对此，松田寿男有更为形象的描述：“原来注定为天然边界线的天山山脉，对山北的游牧民族来说起到了将其政治势力推向南方的作用，而对山南的绿洲民族来说则是通向北方进行贸易的道路”，“商队活动，并不只限于绿洲民族。草原的游牧国也非常重视这样的活动”，当游牧民族与绿洲民族合作，“建立起以游牧民族的武器和绿洲民族的算盘组成的共同队商，确实起到了非常复杂而细致的作用”。

拉铁摩尔认为，“绿洲农业和游牧文明是如此高度专业化的生活方式，因此整个内亚历史上人类从未学习如何结合它们。农民和牧人之间既有战争，又有贸易往来，有时互相统治，但他们从未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混合的、持久的社会。”既然绿洲之间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游牧社会也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而二者之间又无法完全地融合为一体，因此在内亚只能存在一种社会形态，那就是小型社会。

拉铁摩尔认为，新疆的社会发展史有其自身特点，这种特点表现为它会在某些时候“掉落几个台阶”，“这种发展和倒退之间的转换可以描述为社会和政治结构的集中化和分散化之间的转换”。从影响因素来看，地理因素会导致绿洲社会分散化。因为人口被沙漠所分隔，绿洲社会可以完成自给自足，而且彼此的社会形态之间相类似。所以，绿洲社会“趋向于发展小型社会而没有强大的上层构造来将它们统一为一个大的国家。同样在广阔的草原上游牧部落也以小型社会的形式自给自足。要演变为更大的、更集权的整体，需要来自于游牧的、城市的以及农业社会的相互作用来激发”。这种“分散化”的趋势，使得新疆社会本身产生强大力量的动力不足，因而将社会统一的力量大部分来自于外部世界。

“在新疆，使社会变迁的钟摆摇起来的最重要的力量之源来自于由强大的王朝导致的集中化和王朝更替时小型社会逆转所导致的分散化之间”，因此，新疆的政治发展史呈现出“统一于某一政权下——分散为小的地方性政权”的循环过程。究其原因，拉铁摩尔认为：“这种转换的更替，被一种循环的现象所影响：征服的能力超过了经济整合和有效统治的趋势。”建立一个政权，并将绿洲社会统一于这个政权之下，并非不可能完成之事。然而，因绿洲社会的地理、文化、生态诸因素的影响，在古代社会长期维持这个政权的统治，并试图使所有绿洲社会经济一体化，却是一件难以完成的任务。由此，绿洲本身的政治独立性，汉族与游牧民族对绿洲的不连贯的统治，以及绿洲与中原和草原的交通的可能性，使内亚的草原和绿洲的历史发展呈现一种独有的特征，即它是独立的，却不是完全孤立的。

在这样的独立却不孤立的小型社会中，在国家认同、地域认同和民族认同之间，社会成员趋向于形成更为强烈的地域认同。

前文已说明，商路的动因最初是游牧迁徙的路线而致，后来是统治者征税和统治的需要。贸易的最主要的商品不是生活必需品，而是奢侈品。在早期，贸易和外交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绿洲统治者们向中原王朝朝贡，而后从中原王朝获得回赠而得到更有价值的商品。中原王朝回赠这些昂贵商品的目的，在于通过这种手段节制匈奴侧翼。因为相比于进入绿洲进行军事远征而言，回赠的昂贵礼物所费代价要小很多。而这些昂贵的礼物，又经过绿洲统治者之手分散往各地，一些到达了罗马的市场，一些被送给了游牧部落的首领。绿洲统治者通过这些奢侈品的赠送，从游牧力量一方获得一段时间的安定。因为“绿洲陷于游牧和中原的夹缝中，当游牧的一方或中原的一方试图掌控绿洲时，这些小的王国力图自保”。在与中原和游牧力量的博弈过程中，绿洲统治者在谋求二者之间的平衡时，并无绝对忠诚可言，更多的权衡来自于当时的力量对比结果。

在和平时期，这些绿洲之间的贸易和交换也并不发达，贸易自古至今一直由外国商人经营，他们贩运那些能够承担很高的远程运费的物品。例如吐鲁番，拉铁摩尔描述说，“八世纪的吐鲁番很像一个内陆的上海”。这里商人如织，人们操着各种语言，穿着各种服装，到自己所属的宗教的寺庙和教堂里去礼拜。但是，当战争打断商队的贸易时，商人就纷纷逃散。于是，吐鲁番人民又重操旧业，开渠灌溉田地。这种源于农业生产方式的稳定性，赋予了绿洲社会以一种特殊的“弹性”，使之既可以在面对战争时成为军事战略物资的“贮藏地”，又可以在和平时成为联系东西商业贸易的“贮藏地”。也正是缘于这种稳定性，使得绿洲社会能够一直保持其稳定的存在，并维系了文化和人群的相对稳定的延续。这种文化和人群的相对稳定的延续，正是新疆能够容纳“四大文明”之交汇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这样的情况下，“既然和外界的交通操于外籍人手中，各个绿洲实际生活又是自成一体，从而民族意识就从未得到发展”，“以往人们的时间和空间概念是来自慢步跋涉的骆驼商队和拾干粮的小队轻骑入侵者。这些新事物提供了构成新式的社会意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基本要素，在这些新事物影响之下，中国的中亚细亚的地方忠诚概念正在迅速发展”。在这些小型的绿洲社会中，首先形成并成为其所有认同的重要的基础，是一种与人们所居住的绿洲直接关联的区域的或者说地域的认同，“那种认为喀什噶尔人和维吾尔斯坦的居民同属一个民族的观点——更不用说他们都是维吾尔人的看法了——主要是出于20世纪民族主义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

正如拉铁摩尔所观察到的，在新疆的绿洲社会中，人们更趋向于形成地域的认同。卢德尔森的调查也得出同样的结论。他认为：新疆的维吾尔人内部可分为七个部分，包括刀郎人、罗布人、阿布达尔人、克里雅人、喀什噶尔人、东部维吾尔人（吐鲁番人和哈密人）、固尔扎人或塔兰奇人（伊犁人）；苏联的民族学家把这些人群视为“民族志集团”或者是族群的亚群体，如塔兰奇人在1949年以前一直被看作一个单列的族群，但是现在也被视为维吾尔族。

点缀在塔里木盆地周边的绿洲，一直被学者们描述为项链上的一颗颗珠子。但是，这容易导致一种错误的判断，就是认为所有的绿洲都是一样的。事实上，恰恰相反。正如卢德尔森所说的：“它们应当被看作一系列有个性的珠子：那些绿洲保持着独立和强烈的区域认同——尽管它们有相同的宗教、语言以及文化。

结论

拉铁摩尔对新疆和绿洲社会的观察中，既体现出他所受到的人类学训练，也反映出他的历史学和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同时也表现出明显的地缘政治的观照。在他的视野中，天山所具有的“过渡地带”的性质与长城相联系，天山是新疆的地理重心，同时也是新疆历史的重心所在。以这样的视角来理解新疆历史，除了观察到游牧社会与绿洲社会在新疆历史上的互动、交往之外，更引出许多思考。尽管这里的居民在体质方面与中原地区的人们有着显著的差异，但是“这一切的差异只不过是外表，实际上，这些绿洲的基本生活结构和中原很相似。……而且，也同中原一样，在每个农业地区的中心都有一个围以城墙的城市”，绿洲社会除了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互动交流的背景，也有中原和“西域”互动交流的背景。

拉铁摩尔对新疆史的叙述方式中，提供了以下几个新的视角。首先，从塑造中国史的力量来看，长城-天山过渡地带为中国历史的发展提供了原动力，而这种动力的来源是农耕-游牧社会之间经济与文化交流的需求。其次，绿洲社会像是一个个“小型中国”，是中原地区的国家政权力量、社会组织方式、农业生产方式辐射到天山以南地区影响的结果。再次，在拉铁摩尔所考察的时代，绿洲社会的地域认同高于民族认同，而绿洲社会内部的复杂性与独特性被“民族主义”的历史叙事所掩盖了。复次，新疆位于亚欧大陆的枢纽，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不容忽视，然而也正因此，其地方社会的文化多元性因素更值得重视，绿洲“小型社会”的稳定性在新疆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最后，拉铁摩尔在观察新疆时，并不以“民族”作为叙事单元，更多地关注绿洲社会和游牧社会中的人群在“生态-生计-生活”中的联系，并将此种联系与新疆的历史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给后来者提供了一种“文化生态学”的研究路径，并通过这样一种研究路径将新疆社会历史内在的生动性更多地展现出来。

因应着中国“一带一路”的国家倡议的提出，“边疆”在国家战略中的“中心”地位凸显，历史研究中被“进化史观”打上了“边缘”“落后”“野蛮”“闭塞”等标签的“边疆”也重回“中心”视野。从拉铁摩尔对历史上的新疆的描画中，可以看到以“内亚”为观察对象的历史叙事中，新疆在地缘政治、经济、文化中的活跃的影响与重要地位。在“一带一路”视域下，新疆是中国向西开放的枢纽，“战略中心”的地位重新回复。“长城－天山”之间的区域关系不仅标志着内地和“边疆”关系的紧密，而且内地与天山南北经济联系的加强也显示出国家命运开始从南北轴向转为东西轴向的摆动。

在拉铁摩尔的启示下，对被边缘化了的边疆叙事的反思近年来不断展开，中国的边疆研究中出现了新的取向与话语。如姚大力认为，西方的相关研究中存在“边疆范式”，拉铁摩尔的内亚边疆研究中凸显出中国性中的“内亚性格”；袁剑认为，拉铁摩尔在研究中国边疆时体现出一种边疆研究的“内亚范式”，这种研究范式使我们“能以更‘主体’的态度去重新看待内陆亚洲过去200年的历史，并展望可能会有的未来”；黄达远则认为，对“长城－天山”东西沟通的关系叙述，实际上是“对‘南北对立’观点的一种对立，超越了以中原为本位的‘农业中国观’和草原为本位的‘游牧中国观’”，为更精细地理解中国历史提供了新的启示。

【注】本文经作者授权，文章刊登于《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03期